《华阳国志》（一名《华阳国记》）十二卷，由晋常璩编撰，所记地理范围当为晋世梁、益、宁三州之地，约当今陕西秦岭以南及四川、云南和贵州一带。所记时间断限：“肇自开辟，终乎永和三年。”凡一千余年。
此书内容包括卷一巴志，卷二汉中志，卷三蜀志，卷四南中志，卷五公孙述、刘二牧志，卷六刘先主志，卷七刘后主志，卷八大同志，卷九李特、雄、寿、势志，卷十先贤士女总赞、广汉士女、汉中士女，卷十一后贤志，卷十二序志、益梁宁三州先汉以来士女目录等，前有李??叙、吕大防序。《华阳国志》是我国现存最早、比较完整的一部地方志，其所创立的方志编纂体例对后世方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书自刊印以来，有众多的刻本和抄本问世，版刻传抄体系非常复杂。现存最早的足刻本是明嘉靖四十二年四川铜梁人张佳胤知蒲州时所刻，现存国家图书馆。本次影印所用底本即此明嘉靖刻本。
作者简介常璩（约二九一—三六一）字道将，东晋蜀郡江原（今四川崇州西北）人，著名史地学家。祖上为江原望族，幼承家学，博览群籍。十六国成汉李势擅权，因重其才，官至散骑常侍，执掌著作。晋穆帝永和三年（三四七），征西将*桓温伐蜀，常璩等劝李势降晋，李势降，桓温授常璩参*之职。著有《华阳国志》《汉之书》和《唐志》等，唯前书传世，后二书俱佚。
其他亮点本书为《国学基本典籍丛刊》之一种，为了更好体现原本的效果，兼顾读者阅读体验，本书正文用70克*胶、保留真灰印刷。数百年来底本流传的沧桑痕迹，藏书家印章、题跋等，均真实可见，层次分明。
本书装帧风格保持丛书的一致性，简单大方。定价低廉，使更多读者能够一睹善本风采。版心设计在遵照丛书编辑标准的基础上，做了适当调整，更加美观。页码用汉字置于书口下方，与底色对齐，这都是细节用心之处。在书前加入底本原书的收藏单位和板框尺寸，便于读者了解和著录相关信息。虽然是平装书，但仍然采用锁线胶订，利于长时间的保存，满足部分读者的长期收藏愿望。
原件书影内页书影序言常璩（約二九一—三六一）字道將，東晉蜀郡江原（今四川崇州西北）人，著名史地學家。祖上爲江原望族，幼承家學，博覽群籍。十六國成漢李勢擅權，因重其才，官至散騎常侍，執掌著作。晉穆帝永和三年（三四七），征西將軍桓温伐蜀，常璩等勸李勢降晉，李勢降，桓温授常璩參軍之職。著有《華陽國志》《漢之書》和《唐志》等，唯前書傳世，後二書俱佚。
《華陽國志》（一名《華陽國記》）十二卷。華陽，地名，常璩取《尚書·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前二字爲書名。華陽之地，以地處華山之陽而得名。
《華陽國志》所記地理範圍當爲晉世梁、益、寧三州之地，約當今陝西秦嶺以南及四川、雲南和貴州一帶。所記時間斷限：“肇自開闢，終乎永和三年。”（《序志》）凡一千餘年。
本書內容包括卷一巴志，卷二漢中志，卷三蜀志，卷四南中志，卷五公孫述、劉二牧志，卷六劉先主志，卷七劉後主志，卷八大同志，卷九李特、雄、壽、勢志，卷十先賢士女總贊、廣漢士女、漢中士女，卷十一後賢志，卷十二序志、益梁寧三州先漢以來士女目録等，前有李??叙、吕大防序。
關於《華陽國志》一書的性質
有關《華陽國志》一書的性質，是一個原則問題。我國歷代紀傳體史以及一些典章制度專史中的經籍、藝文等志，如《隋書·經籍志》《通志·藝文略》等以及歷代書目如《崇文總目》等，無不將《華陽國志》列入史類加以著録，或稱霸史，或稱僞史等。清《四庫全書總目》將此書列爲“載記類”，也實爲史類之書。南宋李叙此書稱之爲“偏方霸國”（李《重刊華陽國志叙》），也將此書歸於史類。時至今日，不少學者仍持此論。
唐代史學家劉知幾稱《華陽國志》爲“地理書”或爲“郡書”，這種看法是正確的。劉知幾認爲：“九州土宇，萬國山川，物産殊宜，風化异俗，如各志其本國，足以明此一方。若盛弘之《荆州記》、常璩《華陽國志》、辛氏《三秦》、羅含《湘中》，此之謂地理書者也。”（劉知幾《史通·雜述》）其在同一篇論及郡書時稱：“郡書者，矜其鄉賢，美其邦族，施於本國，頗得流行，置於他方，罕聞愛异，其有如常璩之詳審、劉昞之該博，而能傳諸不朽、見美來裔者，蓋無幾焉。”以上是劉氏對諸如常璩《華陽國志》、劉昞《敦煌實録》等所撰郡書的評價，筆者認爲是正確的。郡書屬於方志範疇。然而，劉氏將屬於方志類的“地理書”“郡書”等統歸於“雜史”類則值得商榷。地理書、郡書，即早期地方志的通稱，屬於記事單一的地記、地志之類，西漢時就已經産生了。《隋書·經籍志·地理類序論》稱：“（漢）武帝時，計書既上太史，郡國地志，固亦在焉。”其中“郡國地志”即早期方志形態，屬於地記之類。説明郡國地志之書，在漢武帝時已經出現。在《隋書·經籍志·雜傳序論》説：“後漢光武，始詔南陽，撰作風俗，故沛、三輔有耆舊、節士之序，魯、廬江有名德先賢之贊，郡國之書，由是而作。”以上兩處引《隋書·經籍志》之文，於郡國地志出現時間上相抵牾，一説在西漢武帝時，一説在東漢光武帝時。考於古籍，司馬相如、嚴君平二人各撰《蜀本紀》、揚雄撰《蜀王本記》，以上三人著述皆爲早期地記類志人物之作，且皆爲西漢時人。此可證實郡國地志之書出於西漢之時無疑。郡國之書，以記人物爲多，有些郡書也記載了一些地理內容，此與後世方志人物門類和方志地理門類的形成有著必然聯繫。
漢晉以來，由於地方經濟的發展和地方豪族勢力的增長，專記一地情况的各種地記開始出現并呈現日益增多的趨勢。地記內容，或記山川，或記風土，或記物産，或記异物，比較多的則是記一方人物。記人物的地記主要記當地名宦鄉賢、懿德高行或奇節義舉等。這與當時品第人物和“清議”之風不無關係。“清議”不僅與當時選賢任能的需要有關，而且對砥礪名節、輔助教化等發揮著不可替代的社會作用。
《華陽國志》作者常璩對衆多的地記之作進行認真閲讀和研究，認爲那些單一記載一地的地理之作，或單一記載一地的歷史之作，或單一記載一地的人物傳之作，都難以系統地反映一地的全貌，必須將一地之地理和人物與一地的歷史事件相結合，三位一體，合於一編，纔稱得上一部比較系統、完整地囊括一地全貌的地方志書。常璩參閲并吸收了此前大量有關地記之作的優秀成果，并融匯了紀傳體史書，諸如《漢書》《三國志》等有關史事，重新加以歸納整合，從而創立了以地理、歷史和人物三體合於一編的嶄新志書體裁，對此後方志內容由簡趨繁，由門類單一到多元過渡開創了先例，自是方志編纂史上的一大創舉。
視《華陽國志》爲地方志觀點者，如清代學者洪亮吉等。當今不少學者亦持此論。
關於《華陽國志》一書的內容
從全書內容方面考察，《華陽國志》一書可以劃分爲三部分，其一，以巴志、漢中志、蜀志和南中志等作爲反映益、梁、寧三州的地理部分；其二，以公孫述、劉二牧志，劉先主志，劉後主志，大同志，李特、雄、壽、勢志等作爲叙述該地的歷史部分；其三，以先賢士女總贊，後賢志、益梁寧三州先漢以來士女目録等作爲反映該地域人物志部分；序志則是作者對全書的總結，及其撰寫各篇內容的旨趣。
以下對全書三部分內容分别予以評述。
第一部分，志地理
南宋李稱《華陽國志》“首述巴蜀、漢中、南中之風土”（李《重刊華陽國志叙》）。風土屬於地理範疇，這是該志首先記載的內容。地方志首先要將一個*區的地理範圍等諸多地理情况交待清楚，這是由地方志性質所决定的，《華陽國志》如此設計，於後世修志影響深遠。常璩認爲“司馬相如、嚴君平、揚子雲、陽成子玄、鄭伯邑、尹彭城、譙常侍、任給事等，各集傳記，以作本紀（揚雄撰有《蜀王本紀》，其他人皆有《蜀本紀》之作），略舉其隅。其次聖稱賢，仁人志士，言爲世範，行爲表則者，名挂史録，而陳君承祚别爲《耆舊》，始漢及魏，焕乎可觀。然三州土地，不復悉載，《地理志》頗言山水，歷代轉久，郡縣分建，地名改易，於以居然辨物知方，猶未詳備……”（《序志》）説明漢晉之世有關巴蜀地區志人物類地記頗多，更有陳壽《益部耆舊傳》等地記之作問世。然却少有出現記述三州土地、郡縣分建、地名改易、辨物知方等內容的地記之作，不能説不是一種遺憾。於是，常璩遍考史籍、提封圖簿，“班序州郡，區别山川”（《序志》），綴輯所聞，三州地理，於此厘定。
《華陽國志》分别記述了巴、漢中、蜀和南中等地的建置沿革、地域範圍、風俗、山川、道路、厄塞、物産、歌謡、大姓等內容，各志陳述地理大多以講述當地史事過程中帶出其郡縣建置以及地名改易之由，這是常璩叙述地理時的一大特點。各志采用先總述，後以所屬郡縣分述的程式進行。
《巴志》涉及許多當地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如巴蜀之師佐武王伐紂事、蔓子請師於楚事、巴郡板楯族人助秦除虎患事、閬中人范目事等。在叙述史事過程中帶出巴地建置沿革之變化，地域、物産、民風、少數民族等情况，然後分述巴地所屬五郡二十三縣建置情况等。
《巴志》所載《巴郡圖經》，實爲方志編纂史上之大事。圖經是我國方志史上與地記、方志相并列的一種新的文獻形態，其體例較地記和地志完備。其文爲：“孝桓帝以并州刺史泰山但望字伯闔爲巴郡太守……永興二年三月甲午，望上疏曰：‘謹按《巴郡圖經》境界，南北四千，東西五千，周萬餘里。屬縣十四，鹽、鐵五官，各有丞、史。户四十六萬四千七百八十，口百八十七萬五千五百三十五。遠縣去郡千二百至千五百里，鄉亭去縣或三四百，或及千里……’”（《巴志》）從《巴郡圖經》內容考察，不少於建置、疆域、屬縣、職官、户口、道里等門類，側重於地理內容的記載，且圖經皆繪有輿圖，這較地記更前進了一步，圖體成爲此後志書不可或缺且有别於史籍的一項重要內容。《巴郡圖經》産生於東漢桓帝永興二年（一五四），是今人所知見的最早圖經之一。考於文獻，此前約在東漢安、順帝（一〇七—一四四）時已有王逸撰《廣陵郡圖經》之記載，見《文選·蕪城賦注》，然僅有“郡城，吴王濞所築”一語，而無其他內容説明，因此，不能與《巴郡圖經》相提并論。由此可知《巴郡圖經》在方志學史上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漢中志》首述漢中郡建置沿革及得名由來，次寫地域範圍、土壤、貢賦、去洛里程等。相關歷史事件，主要有項羽封劉邦爲漢王事、張騫通西域事、漢末張魯據漢中事等，再寫漢中所轄郡縣地理情况。漢中，秦置郡，治南鄭（今陝西漢中東），轄境約當今陝西秦嶺以南，留壩、勉縣以東，乾佑河流域以西和湖北鄖縣、保康以西，粉青河、珍珠嶺以北之地。
該志記漢中成固人張騫爲漢武帝打通西域，致“大宛之馬，南海之象”以及水晶、琉璃、葡萄之酒……并因功被封爲博望侯等事。史載：“西域，張騫鑿空。”（《史記·大宛列傳》）張騫兩次出使西域，溝通和加强了我國與西方各國的聯繫，促進了商業和貿易的發展以及科技文化的交流。中國盛産蠶絲，并以此爲向西方大宗輸出物品。張騫開創了中國通往西方的“絲綢之路”。
《蜀志》叙述蠶叢、魚鳧、杜宇爲蜀王以及蜀地歷史大事，叙寫蜀國建國及其建置沿革，地理範圍，山川，物産（礦産、錦綉、農産），山林漁澤，少數民族等內容。史事中所叙秦昭王時，蜀守李冰修建水利工程都江堰一事，遠較遷史班書爲詳。其文曰：“冰乃壅江作堋（蜀人謂堰作堋，即分水堤壩），穿郫江、檢江，别支流雙過郡下（成都），以行舟舡（即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頽隨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饒。又溉灌三郡，開稻田，於是蜀沃野千里，號爲‘陸海’，旱則引水浸潤，雨則杜塞水門，故記曰：‘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時無荒年，天下謂之天府也。’”（《蜀志》）又曰：“自前堰上分穿羊摩江（即羊馬河）灌江西,於玉女房（今白沙街西龍溪山崖之上）下自涉郵（郵，即驛站，位於白沙街上）作三石人立三水中，與江神要（即約定）‘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蜀志》）這是李冰在今四川中部導引岷江之水灌溉的地區，因灌區渠首初名“前堰”，或稱“金堤”，或稱“都安大堰”，三國蜀置都安縣，該堰在此縣境內。此項排灌工程早在戰國初期由蜀相開明首開其端，至秦昭王時，李冰父子完成了此項大型水利工程，其功甚偉。此外，《蜀志》還記載了李冰在蜀地建造的其他多項水利工程，如鑿平青衣江的溷崖，治導汶井江，穿廣都鹽井諸陂地等工程，爲蜀地人民世代造福。
《南中志》，南中即晉世寧州之地。晉泰始七年（二七一）初置（據《晉書·地理志》，常璩書爲六年，誤。）該志記載南中地理、歷史、經濟、文化等內容，通過當地歷史事件叙及建置沿革尤爲明顯，歷史事件貫穿該志全篇，如莊蹻伐夜郎事、漢武帝置牂牱等四郡始末、諸葛亮征益州事、哀牢古族事等。是志於各郡縣或記户數，或記物産，或記山川，或記古道，或記鹽井，或記民族，或記大姓等內容，多寡不一。寧州爲少數民族集居之地，該篇記少數民族內容尤多，其中記哀牢“夷”事尤爲突出。
《南中志》載：“其俗徵巫*，好詛盟，投石結草，官常以盟詛要之。諸葛亮乃爲夷作圖譜，先畫天地日月、君長城府，次畫神龍，龍生夷及牛馬羊。後畫部主吏乘馬幡蓋，巡行安恤。又畫牽牛負酒齎金寶詣之之象，以賜‘夷’，‘夷’甚重之，許致生口，直又與瑞錦鐵券，今皆存。每刺史校尉至，齎以呈詣，動亦如之。”
常璩在《南中志·永昌郡》追述了哀牢國的歷史：“永昌郡，古哀牢國，哀牢，山名也。其先有一婦人，名曰沙壺（後漢作沙壹），依哀牢山下居，以捕魚自給，忽於水中觸一沉木，遂感而有娠，度十月産子男十人。後沉木化爲龍，出謂沙壺曰：‘君爲我生子，今在乎？’而九子驚走，惟一小子不能去，陪龍坐……因名曰元隆……元隆長大才武，後九兄……共推以爲王。時哀牢山下復有一夫一婦，産十女，元隆兄弟妻之……元隆死，世世相繼，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溪谷，絶域荒外……南中昆明祖之，故諸葛爲其《國譜》也。”今按：蜀諸葛亮撰有《哀牢國譜》，佚。清姚振宗《三國藝文志》有關諸葛亮《哀牢國譜》之文即源於常璩《華陽國志·南中志》。
第二部分，叙歷史
《華陽國志》比較詳實地記載了東漢初在益州稱帝，於建武十二年（三六）爲漢軍攻滅的公孫述割據*權的歷史（《公孫述志》）；次記漢末領益州牧的劉焉、劉璋父子割據蜀地，其後劉璋降迎劉備的歷史（《劉二牧志》）；次記三國時期劉備建立蜀漢*權并傳位於後主劉禪，最終爲魏所滅的歷史（《劉先主志》《劉後主志》）；次記蜀漢爲曹魏所滅，司馬炎受魏禪建立西晉，改元泰始（二六五—二七四），至晉懷帝統治期間（三〇七—三一三），晉王朝中央對巴蜀地區施*管理等諸種舉措（《大同志》）；次記晉惠帝時，李特在蜀地領導西北流民起義，其子李雄在成都稱帝，國號爲“成”，其後，李壽（李雄侄）改國號爲“漢”，史稱“成漢”，并於晉穆帝永和三年（三四七）爲東晉桓温所滅的歷史（《李特雄壽勢志》）。
常璩對公孫述和成漢時期割據勢力極爲貶斥，兹以成漢爲例，《序志》稱：“曩遭厄運，亟夏滔堙，李氏據蜀，兵連戰結，三州傾墜，生民殲盡……嗟乎三州，近爲荒裔，桑梓之域，曠爲長野，反側惟之，心若焚灼。”成漢*權割據蜀地，爲晉惠帝至穆帝統治時期，也是常璩平生所處的時代，面對如此情况，作爲生於斯、長於斯、仕於斯的常璩如何不輾轉反側，心若焚灼？於是有勸説李勢降晉之事（《晉書·李勢傳》）。
常璩以時間爲序，對以上四個封建割據*權以及晉王朝統一的歷史大勢進行了較爲詳細的勾勒，不僅揭示出封建*權更迭的歷史真相，也反映出常璩反對分裂、渴望統一的時代訴求。
第三部分，志人物
常璩將人物分爲三個類别，其一爲《先賢士女總贊》，記西漢至三國時期益、梁二州士女史事，有贊有傳；其二，《後賢志》，記入晉以來益、梁二州賢士小傳；其三，《益梁寧三州先漢以來士女目録》，即三州先賢士女目録；又有《益梁寧三州三國兩晉以來人士目録》，即三州後賢目録等篇章。
《總贊》首爲小序，次爲益、梁二州士女目次，目次內容有職銜、姓名，自成一行，其贊語另自一行，如“司馬相如”條，書爲：“中郎將司馬相如長卿”，贊語：“長卿彬彬，文爲世矩。”司馬相如工辭賦，有《子虛》《上林》等賦，其贊語也頗中肯綮。目次之後，即爲益、梁二州士女小傳，各小傳文字多寡不一，仍以司馬相如爲例，其小傳僅百餘字。司馬相如於《史記》《漢書》皆有傳，內容相類，文中載司馬相如辭賦原文多篇。常璩在書中僅摘其最具盛名的辭賦名稱以及深爲漢武帝賞識等內容寫入其小傳，其他從略，可謂簡而有要。統觀常璩所撰士女，多數爲鄉賢名宦、世家大族人物，特别是懿德高行之流，則大書特書；至於女性人物，雖絶大多數選載貞節烈女事迹，同時也對那些具有品德才智、嘉言懿行的女性加以記載，使之與耆舊、先賢人物并列，當然也載有“蠻髦之民，井臼之婦”（吕大防《華陽國志序》）等，這在當時都是難能可貴的。《總贊》目次，各郡先賢士女總數爲二百零一人，經筆者統計，常璩書各郡先賢士女人數爲二百零三人。
《後賢志》係常璩爲當代人所寫的傳記，寫法一如《總贊》例，凡二十人，皆益、梁二州名賢。作者依據詳近略遠原則，也由於資料豐富，所撰後賢人物文字明顯較益、梁二州士女小傳文字爲多。例如《何攀傳》其文字多達一千二百餘字。《後賢傳》還載有常璩族人常勖、常騫、常寬等人傳記，此皆當時名賢，位於後賢之列符合情理，同時也是常氏家族榮耀。常氏爲江原望族，代有名人出，僅以常寬爲例，加以説明。常寬是一位博涉《史記》《漢書》，强識多聞，研究《詩》《書》《春秋》《禮》《易》的著名學者，尤於《周易》研究頗深，“著《典言》五篇，撰《蜀後志》及《後賢傳》，續陳壽《耆舊》作《梁益篇》”（《後賢志·常寬傳》）。常寬於蜀地文化之貢獻不可小覷。
《益梁寧三州先漢以來士女目録》爲目録體，此爲著録益、梁、寧三州自西漢至三國時期士女姓名、官職、籍貫，并冠以品題名目等內容，反映了當時品第人物的社會風氣。該《目録》以郡爲綱、朝代爲序，分别著録三州士女人物，叙事順序先賢士，後烈女。各郡賢士以西漢、東漢、三國劉氏世相區分，烈女殿於其後，各郡之後有統計數字，如蜀郡“右蜀郡士女七十四人，六十三人士，十一人女”等。以下依次爲巴郡、廣漢郡、犍爲郡、漢中郡、梓潼郡等士女目録，此外，還著録“在劉氏世”的漢嘉、牂牱、西城、永昌、建寧、朱提等地人士目録和人數以及江陽烈女姓名和人數。該目録總計“大凡三州十三郡自漢興至三國之終，士女載傳記者三百四十人（二百九十三人士，四十七人女）”。
該目録之後繼有《益梁寧三州三國兩晉以來人士目録》，此即後賢目録。它是以各郡爲序，分别著録生活在晉世人士的目録，篇末有常璩統計數字：“三州後賢五十一人，并前賢三百九十一人。”筆者按，《益梁寧三州先漢以來士女目録》稱：“大凡三州十三郡自漢興至三國之終，士女載傳記者三百四十人。”《益梁寧三州三國兩晉以來人士目録》載“三州後賢五十一人”。經筆者統計，三州先漢以來士女目録各郡士女總數爲三百四十九人，與常璩所云三百四十人不同。兩晉以來目録載後賢凡五十一人，常書爲確。
關於常璩的史學思想
常璩，生活於晉世江原世族之家，曾在成漢爲官，并推動李勢降晉。當然，晉朝是封建地主階級建立的*權，他撰寫《華陽國志》就是站在晉王朝封建地主階級立場上，爲維繫其封建統治服務的，這也是他處於該時代的必然選擇。
常璩從維繫晉王朝中央*權的立場出發，把公孫述，劉焉、劉璋父子，蜀漢，成漢四個封建割據*權和晉朝的統一等王朝興替歸結於“歷數”“天命”，這是常璩“天命論”唯心史觀的具體表現。他通過對上述歷史的講述，旨在告誡統治者如何鞏固和加强封建統治，纔能避免重蹈敗亡的覆轍，進而達到“防狂狡，杜奸萌……顯賢能，著治亂”（《序志》）的*治目的。
常璩認爲志書的宗旨及社會作用應該具“五善”，即：“達道義，章法戒，通古今，表功勳，而後旌賢能。”（《序志》）很明顯，他是將東漢史學家荀悦有關撰史目的和作用的論述（荀悦《漢紀·高帝紀》）略加改變，移植到自己撰著的地方志中來，説明其撰述之旨趣與《漢紀》無异。也正是如此，常璩在該書中以大量篇幅對歷史人物、事件進行了系統記載。南宋李《重刊華陽國志叙》：“此尤足以弘宣風教，使善惡知所懲勸，豈但屑屑於山川、物産，以資廣見异聞而已乎！”正説明志書中有關人物記載遠較山川、物産等內容重要。其中深意在於大力弘揚“一方人物”，尤其對於“一方人物”的品鑒，乃是該書的主旨和核心價值之所在。
《序志》在寫法上頗受司馬遷史觀的影響，如“天人之際、存亡之術可以爲永鑒也”，與司馬遷“欲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漢書·司馬遷傳》）立論頗爲相近。常璩是以王朝之更迭作爲歷史借鑒，用以維繫晉王朝封建統治的。此外，《序志》置於篇末，在總述之後，效法篇終“太史公自序”體例，對所載各篇大旨分别進行了概括和總結，以明其書各篇所作之由；又於每篇之末，以“撰曰”形式，例仿《史記》“太史公自序”，《漢書》“贊”，《三國志》“評曰”等，以此抒發對所述事物的看法，所有這些都是借鑒前人作史成功之例而爲，值得肯定。
《華陽國志》所依據資料
常璩在李勢統治時期官散騎常侍，掌著作，可以參閲大量官府檔案。他還依據大量史書、衆多有關蜀地的地記類文獻以及實地采訪獲得的資料，包括先人所傳及自己所聞。上述這些資料，當是常璩完成《華陽國志》一書的主要史實依據。這在《華陽國志》多篇中都有記載。在《序志》裏有：“考諸舊紀，先宿所傳并《南裔志》，驗以《漢書》，取其近是及自所聞，以著斯篇，又略言公孫述《蜀書》咸熙以來喪亂之事，約取耆舊、士女、英彦……”又在《先賢士女總贊》後序中説“但依《漢書》《國志》陳君所載……”從而可知，常璩參考了大量有關史籍如《漢書》《三國志》《蜀書》以及各種舊紀以及《南裔志》等地方資料。《後賢志·陳壽傳》又説：“益部自建武後，蜀郡鄭伯邑、太尉趙彦信及漢中陳申伯、祝元靈、廣漢王文表皆以博學洽聞，作《巴蜀耆舊傳》，壽以爲不足經遠，乃并巴漢撰爲《益部耆舊傳》十篇。”陳壽是將鄭伯邑等人有關巴蜀人物傳經過考實訂補之後撰成《益部耆舊傳》的，其書“始漢及魏，焕乎可觀”（《序志》），這是常璩依據此書撰寫人物傳的重要理由。常璩還參考了族祖常寬所撰《蜀後志》《後賢傳》和《梁益篇》，杜襲撰《蜀後志》等書（《後賢志》）。
由於常璩爲蜀地人，對蜀地情况尤爲關注，其所述蜀地歷史頗爲詳盡，較陳壽《三國志》有關蜀漢事略勝一籌；有關蜀地東漢歷史又多爲范曄《後漢書》、酈道元《水經注》、崔鴻《十六國春秋》、裴松之《三國志注》等多種文獻所取資；於西南地區少數民族及其人物史事之叙述尤爲可貴。該書體例嚴謹，叙事有法，內容詳核，本末明晰，自成一家言，實爲集漢晉之世巴蜀地區地記之大成者。該書問世後，備受學者重視，唐代史家劉知幾認爲此書“能傳諸不朽”（劉知幾《史通·雜述》），北宋方志學家吕大防稱此書“蜀記之可觀，未有過於此者”（吕大防《華陽國志序》）。
關於《華陽國志》的刻本
《華陽國志》成書後，刊刻本很多。今所知有北宋神宗元豐間（一〇七八—一〇八五）吕大防成都刻本、南宋嘉泰四年（一二〇四）李丹棱刻本，惜二書皆佚，惟二人之序尚存。明嘉靖四十二年（一五六三）劉大昌成都刻本，多半殘缺，惟明嘉靖四十二年（一五六三）張佳胤銅梁刻本，內容完整且版本較早，鏤刻樸拙清晰，惜缺失嘉靖癸亥五日張佳胤《刻華陽國志序》，幸同本副本尚存，其序云：“余往歲薄游江原，遵常氏之故墟，痛先民之如在，因憤漢以來地理諸典僅存類目，使往行嘉言沉淪略盡……顧前刻損逸，垂四百年，作者之功，幾同灰燼。余舊得鈔本於澶淵晁君石太史家，篇章所存，缺脱十五。後艤舟江陽，與成都楊用修夜談里中文獻，因請所藏璩《志》舊本，録之笥中。數年，余以罪謫陳、蔡間矣，邇又得副本於大梁朱灌甫氏。交互取質，魚亥稍明。今守蒲坂，退食既暇，采摭史志，或參證明訛，或附注鉤深，或循體凖制，獨於疑闕不宜臆筆。爰付梓人，用章淹廢。惟巴郡士女，傳贊并逸。”由此可知，是書乃明嘉靖四十二年（一五六三）張佳胤刻本無誤。又該書《先賢士女總贊》於蜀郡士女贊第一之後，鐫有“佳胤按，常璩《三州士女目録》巴郡士女范目以下共七十八人當列蜀郡後爲第二卷。今按，本志贊傳并缺，豈稱全典哉？自宋吕大防、李二刻已無聞矣，先民往則宜垂竹素，强識之士不重有感耶！”等語，足證是書爲張佳胤刻本無疑，是書現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張佳胤（一五二七—一五八八），字肖甫，四川銅梁人。明嘉靖二十九年（一五五〇）進士，卒後，贈少保，謚襄憲。《明史》卷二百二十二有傳。
張佳胤本《華陽國志》爲現存最早、最完備的足刻本，堪稱善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據此本影印，讓世人目睹張本之原貌，不失爲明智之舉。可謂“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深信其書必將嘉惠士林，尤對學術界研究漢晉之世巴蜀地區，特别是西南少數民族歷史文化，發揮無可替代的作用。該書的出版，不待煩言，自是方志版本學領域一項重要學術成果。
是爲序。
吕志毅
二〇一八年五月於河北大學
总目录第一册
序一
目録七
凡例九
卷一巴志一一
卷二漢中志四五
卷三蜀志七一
卷四南中志一一七
卷五公孫述劉二牧志一六一
卷六劉先主志一八五
第二册
卷七劉後主志一
卷八大同志四三
卷九李特雄壽勢志八七
卷十上先賢士女總贊一一三
第三册
卷十中廣漢士女一
卷十下漢中士女四三
卷十一後賢志八一
卷十二序志一三七
益梁寧三州先漢以來士女目録一四九
益梁寧三州三國兩晉以來人士目録一八七